“石门何时能再开？”这是一些参加完纪念伯格理牧师逝世100周年活动之后的基督徒提出最多的疑问。而这一切，还要从苗族的归信开始谈起，它如何从一个不认识神的民族转变为火热的信仰群体，然后又如何在信仰上变得冷淡，回看历史、对比现实状况，它总会告诉后人一些东西。
传说，生活在乌蒙山区的大花苗人是蚩尤近卫军的后代，其前辈骁勇善战。但2000年下来，他们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并成为最底层的人，没有土地、财产和地位，受彝族人统治，过着刀耕火种、结绳刻木的生活，原本的宗教信仰主要是自然崇拜、鬼神崇拜和祖先崇拜。澳大利亚民族学家格迪斯曾说：“世界上有两个苦难深重而又顽强不屈的民族，他们是中国的苗族和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
然而，上帝并没有遗忘这个民族，就像他没有忘记曾在埃及受苦400年的以色列民。伯格理在《苗族纪实》里这样写道：“在各民族的历史及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中，他们只能算作一个较小群体。但他们仍是上帝心中的花朵，上帝又一次选择了地球上的弱者。”
1864年，伯格理（Samuel Pollard）出生于英国康沃尔，天资聪颖，因被传教士李文斯顿在非洲的宣教事迹感动，22岁的时候，他放下了安逸的生活、家人以及公务员工作，于1887年来到中国，作为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西南教区传教士，身兼牧师、教师和医生多重身份。
伯格理带着一颗火热的心到了云南昭通，但现实让他很痛苦。他的昭通传教方针跟明朝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一样，主要针对中国的儒生。但中国儒生大多有一种文化优越感，有“夷夏之辨”，认为中国是天下的中心，四夷都是落后的，野蛮的，充其量也只承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自我为中心的概念，使中国的儒生很难接受基督教文化，很难接受孔孟以外的精神信仰。
伯格里17年在昭通，受洗的人不到17人，而且这些成为基督徒少数人也是若即若离的状态，并不是真的虔诚，这让伯格理内心十分痛苦。他每天在村头敲锣说“大家听福音啊”，然而，小孩子们就像看耍把戏一样看他，让他觉得备受羞辱。那是一段像被埋在土里的时光，很少被人提起。
伯格理内心十分踌躇，怎么办呢？要么放弃回英国，要么继续坚持。1904年，上帝赐给他一个机会，这和内地会传教士党居仁的一封介绍信有关。
据张坦所著《窄门前的石门坎》一书所写，1903年，党居仁牧师到贵州毕节水西的等堆传教，见到几个穿着蓑衣、披花披肩、蓬头垢面的人，出于好奇，他询问旁边的人后得知，他们是生活在威宁高寒山区的苗民，没有耕种的土地，很是穷苦。党居仁看到他们只能以荞麦面充饥，便请他们吃饼干，还用苗语说：“你们以后有什么困难，可以到安顺找我，我要尽量的帮助你们。”没过多久，四个大花苗人因被彝族人抢去了野猪而想起了那个“眼睛有鸡蛋大”的洋人，于是去安顺找他。党居仁款待了他们，并让他们拿着自己的名片去找当地政府，使这几个苗族猎人的损失得到赔偿。从此，这四个苗族人不断到安顺学道，其他苗族人也纷纷前往，信教热情高涨。党居仁为此感谢上帝，但对于来自滇黔边境上的苗族人，他感到鞭长莫及，因此便介绍他们到昭通找循道公会的伯格理牧师。
一天早上，伯格理起来开门发现外面站着许多大华苗人，说“你教我们读书、教我们认字”。开始只有10个人、30个人、100人，后来是1000多人跟伯格里学习，使得他家无法容纳，他后来知道了这是党居仁介绍来的，想跟他学习文化。
当时，伯格理牧师很热情地接待了这群苗族人，待他们如“兄弟”。从事苗语研究30余年的陶绍虎在回忆起那个场景时，内心感动犹存。“大花苗老人带着信去昭通会见伯格理牧师，伯牧师接待他们如兄弟，并给他们传讲福音，那时他们知道了要接受基督。随后，伯格理牧师也将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了石门坎。”接着，循道公会苗疆部成立，这也代表着伯格理的传教从汉人转到了苗人。
1904年，伯格理到了威宁苗区考察之后，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石门坎，并获得了土司增送的土地，遂与妻子埃玛等人开始在石门坎建立教堂和学校，当地苗族信徒也决定每家出10个铜钱建教堂。资金很快筹集，大约5个英镑，修了一个简易的教堂，叫做五磅房。直到今天还有它的遗迹。五磅房是教堂，是学校，也是伯格理的住所，他的办公室。可以说，这是伯格里将基督教带到石门坎的原始记录。11月5日，第一批苗族信徒12人受洗，然后又有700人受洗，苗族第一个基督教会成立。当时很多人翻山越岭，换上干净的苗族服装，等待着那个令人兴奋的时刻，深夜，乌蒙大山中的石门坎，赞美歌响彻云霄。
在苗族聚居区，柏格理穿着和苗民一样的粗麻布衣和草鞋，利用自己的语言天赋和努力快速的学会了地道的苗话，走乡串寨传教时不嫌山路艰难。与苗家同吃土豆和荞麦饭，同宿麦草堆，从不嫌弃苗家生活之苦和卫生条件之糟。他总是和气迎人，路遇苗民，就像遇到长者一样谦让。这使贫穷而受惯鄙夷和欺负的苗族（特别是大花苗）非常感动，视他为可以信赖的人，并接受了他所传播的福音。
循道公会还以石门坎为起点，开辟了威宁四方井、威信牛坡坎、永善大坪子、彝良咪咡沟等百余处乡村教堂。1920年左右，循道公会在滇东北、滇北、黔西北、川南苗族地区形成了完整体系，乌蒙山区的苗族85%信仰了基督教，伯格理“传通苗族”的愿望大致实现。当时，乌蒙山苗族最集中的威宁县为全国基督徒人数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最大的县，其中最有名的乡便是石门坎。据统计，到1948年，循道公会西南教区的信徒人数为5万多，教堂100多个。
陶绍虎认为，伯格理牧师的爱超越了国界、民族、阶级和自然环境，只用了11年的时间，他就将石门坎变成了一个文化圣地，一个海外天国。基督教信仰不仅更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还改变了他们的婚姻和教育状况，让乌蒙山区苗族人的生活焕然一新。
然而，石门坎的文明并没能延续下去。伯格理牧师于1915年离世，跟随他到石门坎传教的高志华牧师于1938年被杀后，石门坎教会因失去了重要牧者而开始走下坡路，因循道公会采取的是牧者传道的方式，信徒很少传道，当教会失去领头羊的时候，信徒灵命就开始下降，从而容易软弱和分散。
教会还在特殊历史时期遭受打击，主要是在文革前和文革时期。1949年以后，石门坎文化圈遭污名化，被扣上西方文化侵略基地和西方间谍活动中心的帽子，基督教传播被定位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传教士被称为西方特务。这让信徒深受打击，很多人都不敢谈信仰，而对于伯格理牧师等人所建的灵修室、牧师楼、宿舍楼，也没有人敢去修缮，只能任其朽坏、倒塌。
另据《窄门前的石门坎》记载，1948年7月7日，石门坎发生了一次地震，包括礼拜堂在内的教会房屋建筑大部分震裂和坍塌，“第二香港”顷刻之间成为了一堆瓦砾。从此以后，石门坎教会便一蹶不振，以石门坎为象征的整个循道公会西南教区也似乎气数将近，传教士们虽拼尽全力“复兴”，但再也见不到世纪初的那种狂热、二十年代那种生气、三十年代那种上进的气象了。
乌蒙山区解放后，信徒人数有所增加，1946年为5711人，到1951年上升为8282人。但从1946到1949年，到石门坎教堂礼拜的人数平均不足100人，最大的聚会也不到500人。1950年又出现了短期的繁荣，石门坎教堂每次礼拜的人数平均在600人以上。但从整体上看，信徒的总人数在减少，传教士的传教热情也在降低。解放后，传教士陆续回国，苗族中一些有学识的人逐渐脱离教会，进入政府机构中工作。随着社会主义运动在乌蒙山区的开展，石门坎教会逐渐萧条，这种“滑坡”再也没有停止过。
如今，石门坎福音堂每个主日聚会的信徒人数为70-80人，几乎都是苗族信徒。一般提前半小时或15分钟，信徒们会陆续进入教堂，在主领人的呼召下开始唱赞美诗。整个崇拜多用苗语，偶尔用汉语方言。
整个礼拜长达三个小时，赞美的时间较多，唱完一首诗歌就祷告几分钟，讲道的时间大约是20分钟。前排的信徒都专心聆听，后排的人较为活跃，时不时传出孩子的哭闹声，妈妈们只好抱着孩子到教堂外。
对于他们，做礼拜似乎成为了一种习惯或者宗教仪式，其中不乏因为敬拜赞美而感动流泪或心里火热的人。但总体上看，整个礼拜的讲道时间很短，信徒们似乎更喜欢从赞美中得到安慰、获得神同在的喜乐，而不是从神的话语中得到力量。
“石门坎，你曾经的辉煌荣耀哪里去了？今天的你，虽然给我们留下的只是沧桑，但我们今天仍然从这些经历了沧桑风雨的墙面中，看到你仆人伯格理爱的足迹在里面。今天我只求感动伯格理的灵加倍地感动我，如同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地感动以利沙一样。”一位苗族传道人在走访完石门坎后如此说。石门坎教会该何去何从，新一轮的复兴在哪里？而从这些历史的印记里，当今教会又能寻找到哪些智慧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