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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4月，清朝度支部颁布《币制则例》，试图整顿币制，实行银本位制，但随着清廷的灭亡，没有来得及付诸实施。1914年1月17日，北洋政府国务院财政会议提出统一币制的重要性，并于该年2月8日颁布《国币条例》及《国币条例施行细则》，开启了统一银本位货币的改革。《国币条例》中明确规定“以库平纯银六钱四分八厘为价格之单位，定名曰元”，“国币计算均以十进，每元十分之一称为角，百分之一称为分，千分之一称为厘”，然而当时并没有对银两做出或收或废的规定，从而导致银两和银元两种货币长期并行流通。
最初提倡“废两改元”的是1917年间上海总商会的董事苏筠尚和张知笙，“曾拟有具体办法，建议于商会”。1917-1920间，学界先后发表数篇文章对废两改元问题进行呼吁。1921年全国银行公会、全国商会联合会、天津银行公会等组织正式向财政部提出废两改元建议。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对“废两改元”问题非常重视，1928年召开的全国经济会议与财政会议上通过决议，决定于1929年7月1日起实施“废两改元”，但并未如期实现。直到1932-1933年间经过政府和商界的多方努力，废两改元、统一货币单位的时机才得以成熟，1933年3月国民政府立法院通过并公布《银本位币铸造条例》，重申了银元作为法定本位货币的地位。1933年4月5日，国民政府正式公布《国民政府训令》和《财政部公告》，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废两改元”。
北洋政府时期：近代中国货币制度形式上的统一
满清退出历史舞台之后，继而统治中国的是以北洋军阀和北洋政府。要说北洋时代对中国近现代货币史影响最大的，应该就是俗称“袁大头”的银元了。“袁大头”是近代中国社会流通的近千种银币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自铸银元品种，也是近代中国币制变革中的一个关键角色。
1914年，北洋政府正式颁布了《国币条例》及《国币条例施行细则》，具体内容是铸币权收归国有，以含库平银7钱2分、成色89%的壹圆银币为无限法偿的主币。自此，各地造币厂开始陆续铸造发行“袁大头”银元。由于“袁大头”银元币型规整，图案新颖，有明确的重量和成色，容易识别，因此，袁大头银元很快就被老百姓接受，并很快在全国的范围内流通。
北洋政府颁布的《国币条例》，对于近现代中国而言，这是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相对完善的货币制度改革，北洋政府第一次在法律层面明文规定了明确的货币本位，以及对货币主辅币、无限法偿资格、最终支付手段的法律确证，对于终结自晚清以来我国货币流通的混乱现实状况，有非常大的积极意义。
尽管这只是近代中国货币制度上一次形式上的统一。然而“袁大头”的大规模铸造，并未让北洋政府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得以实质性的改善。有限的铸币税收入与庞大的财政黑洞相比，简直是不值一提。
“京钞风潮”在抵抗北洋政府的停兑令中止息
日益恶化的财政黑洞让北洋的政客们把主意打到了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思路上，早在颁布《国币条例》之前，北洋政府就已经在盘算将散落在各外资银行、中资银行的纸币发行权收归国有，希望借助纸币发行来缓解日益增长的财政赤字。说到这，就不得不提到两家官方控股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
中国银行大楼（1912年老照片）
民国初年，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两家仍然保持着较为良好的信用情况。但是随着北洋政府通过举债弥补财政赤字的旧模式逐渐失灵，并且由于没有严格的财政纪律和货币发行纪律，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两家就开始被迫承担为财政融资的责任。这些钱并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两家官股银行无限度为政府财政融资而被迫滥发的钞票。纸币发行量与银行库存准备金数量的悬殊差异，必然会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就导致人民大众对持有纸钞的疑虑增加，黄金、银元、铜元等贵金属货币又重新获得市场的青睐。
基于纸币价值缩水的未来预期，民间必然会出现大规模挤兑现银的情况。以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为代表的京钞面临着严重的挤兑风险。加之当时正处于护国运动爆发的时期，暴增的军费开支进一步加剧了财政困难，国库空虚、商民抢兑，中、交两大银行的现银 准备金面临被挤兑一空的风险。这也就是当初在京津地区闹得沸沸扬扬的“京钞风潮”。
在当时，面临挤兑风潮的北洋政府最终于1916年5月颁布命令，暂停中、交两家银行钞票兑现和存款付现的相关业务。这意味着北洋政府要耍流氓彻底不认账了。但是停兑令的发布不仅没有缓解银行准备金压力，还进一步加剧了恐慌，还引发了民间对政府和中、交两家官股银行的信用危机。当时的平津，现银绝迹、物价飞涨，民间纷纷弃用纸钞，改为使用由外资银行发行的银行兑换券，也就是钞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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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钞
最终，上海的中国银行率先开始抵制北洋政府发布的停兑令，苏沪地区的中国银行则继续开展兑现业务，避免了全国性的金融危机的爆发。
而后袁世凯的去世造成了北洋军阀这一当时中国最大的政治集团事实上的分裂。虽然当时的学术界和民间对于统一币制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但忙于军阀混战的当政者却对此兴趣缺乏。故而，北洋政府“废两改元”的努力最终功亏一篑。
国民政府颁布《废两改元令》：中国币制实现了在银本位制基础上的统一
时光推移到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国民政府从成立之初，就已经开始着手进行实质性的币制改革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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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推动币制改革的步骤相对北洋政府有序许多。首先就是控制银行。说到这，仍旧要提到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两家机构。由于北洋政府财政上的弱势，这两家银行从官股占绝对多数的股权构成结构逐渐演变成了商股占绝对多数的格局。但是，在北洋时代结束之后，这种局面开始发生转变。20世纪20年代末期，在政治力量介入下，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两家银行先后被迫开始改组，官股开始重新注入。
1929年的“大萧条”使得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被迫放弃了金本位的货币制度，这使得白银的价格出现大规模的跳水。由于白银价格狂跌导致中国在偿还对外债务等方面面临越来越沉重的压力，就好像清朝晚期的“镑亏”。但是危机往往意味着机遇，白银价格跳水使得1930~1931这两年，中国实现了可观的国际收支盈余。
伴随着国际收支盈余的是，大量的白银开始流入中国。而银价走低也让当时的国内市场对于白银的需求快速增长。白银的供不应求使得“废两改元”的币制改革终于开始走向实际操作层面。1933年3月10日，国民政府财政部颁布《废两改元令》，规定所有公私款项收付、契约票据及一切交易等等一律改用银币，不得再用银两。
从1914年北洋政府颁布《国币条例》，到1933年国民政府颁布《废两改元令》，在经历了长达20年的发展后，全国范围内的币制统一运动才终于从纸面走向了现实。
1933年的“废两改元令”使得中国币制实现了在银本位币基础上的统一，但是辅币体系的混乱情况并没有得到解决。在国际上，相较于那些先后脱离金本位制、本币受国际贵金属价格波动影响较小的资本主义国家，当时的中国从币制上仍然大大落后于同时期国家。这也就为后续国民政府推行法币政策埋下了因果。
法币制度的推行：开启恶性通货膨胀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受到“大萧条”的冲击，开始出现放弃金本位制的浪潮。1933年，作为GDP总值最高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脱离金本位制，彻底终结了金本位制度统治全球的历史。在美国脱离金本位制度之后，推出了一项对当时中国的银本位币制度造成巨大冲击的政策，那就是1934年推出的《白银收购法案》。《白银收购法案》导致的国际银价上涨，导致中国境内的白银又开始大规模流出中国，这对于实行银本位币制度的中国而言，无疑是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当时的中国，不仅政府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困难，民间也陷入了十分严重的通货紧缩，资本外逃、经济恐慌愈演愈烈。
为改变国内普遍存在的通货紧缩现象，同时也为了加强对国内金融体系的控制能力，在“废两改元”的基础之上，国民政府再一次进行币制改革、推行纸币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与此同时，日本侵华的步伐也日趋加快，国民政府的财政开支，尤其是军费开支进一步恶性膨胀。摆脱限制政府财政扩张的银本位币制度，推行不兑现的法币制度就成为了代表江浙财阀利益的国民党当局的必然选择。
...国民政府将要推行的币制改革需要国际社会提供足够的支持，而英美政府对此的态度却是暧昧不明，一直自诩在华拥有“特殊权益”与“特殊地位”的日本也反对国民政府将要推行的法币政策，在华日资银行成为当时中国白银走私浪潮中的主力；与此同时，日本在华北同样是步步紧逼，侵略野心愈发明显。最终使得国民党当局于1935年11月不得不提前推出《财政部币制改革令》以强推法币。
《财政部改革币制令》出台之后，发钞权被收归中央、中国、交通等三大银行，此三家银行发行的钞票即为法币。与以前不同的是，此前三大行发行的钞票实际上是面值与银元挂钩的银行券，其发行量受到严重限制；而现在推行的法币却是不能兑换现银的信用货币，两者差别可谓是千差万别。
在贵金属本位时代，由于纸钞面值与对应的贵金属价值相挂钩，纸钞的信用维系于纸钞的可兑现性。一旦无法足额、随时兑换与钞票面值相等的贵金属实物，纸钞的信用就会岌岌可危。纸钞可于任意时间、任意地点足值兑换实物贵金属，这使得银行发行纸钞的规模受到相应的制约，这也是为什么北洋时代的纸钞发行量虽然也曾失控，却并未出现像后来的法币、金圆券那种史无前例的恶性通胀现象，但是不兑现纸钞是基于信用本位制，其对贵金属本位货币的取代却改变了这一局面。看似繁荣的背后却暗藏着危机。一切在1937年这一年发生了深刻变化。
法币塑造了发国难财的特殊阶层，最终为崩溃埋下伏笔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在短短五六个月的时间内控制了包括北平、天津等地在内的华北、华东大片地区，北到绥远、东三省，南到江浙，中国境内最富裕的农业区和工业区沦陷，当时的国民政府被迫内迁。
这些膏腴之地的丧失，使得当时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快速下降，愈发依赖发行公债和发行钞票解决快速增加的赤字。由于发行公债和出售外汇这种短期应付财政赤字的手段也开始失灵……这样一来，也就剩下了唯一的手段——发钞。因此，1938年6月至1939年6月短短一年时间内，法币发行总量就增加了近一半（48%），达到25.6亿元法币。
与此同时，由于国民政府对东部被占领地区工业产能的丧失，使得当时作为大后方的西南、西北地区国计民生所需的基础工业品奇缺，这又进一步加剧了物价上涨。但总体来讲，1937至1939这三年，作为抗战后方的西南地区整体物价仍然处于温和通胀阶段，总体物价水平增幅仍然落后于政府财政赤字和货币扩张规模。
1940年的后方遭遇了一次罕见的农业歉收。农业产出的急剧下跌，以及日本对西南、中原地区经济封锁的加紧，加之货币供给与财政赤字的恶性扩张共同加剧了物资总体短缺的局面，造成了1939年至1942年这一时期通胀水平的失控，同时由于南方地区稻米产量持续下跌，以及长沙以南的主要水稻产区被日军占领，1944年整体通胀水平仍然在迅速上涨，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法币的发行额已达到5569亿元，为抗战初期的360倍。
...法币为国民政府在长期抗战中得以存续立下了极大的贡献，但是这种代价却是非常巨大的。在为战争筹款的过程中导致的严重通胀，对于普通工薪阶层的中国人而言，承受了远远超过其能力和责任的负担，甚至于连公务人员、教师这种铁饭碗的职业人群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而各类代表不同资本势力的商业群体、私营银行、以及大量的职业投机者成为了法币在抗战时期持续通胀的受益者。这些人暴增的财富来源并不是经营土地、工厂或者其他生产性活动，而是来源于各种的投机行为。
法币在抗战时期的长期通胀，塑造了一个发国难财的特殊阶层，而更多劳动群体的生活甚至比当初“大萧条”时期还要困顿，这些占人口多数的利益受损群体对于损公肥私的暴富阶层的仇视可以说是与日俱增，民心也是日渐离散，最终为后来国民政府的崩溃埋下了伏笔。
“金圆券改革”：洗劫了几乎一切的民间财富
到抗战结束前的几个月，后方几乎已经谈不上任何的经济活力，绝大部分民众的储蓄和可变卖的资产都已经被用于维持生存；而财政支出对经济体系的极限压榨，让占人口多数的农民群体几乎生不如死，更别说当时的军队了，逃兵比比皆是。整个后方的经济实质上已经濒临崩溃。
...抗战胜利后，虽然接收大量日伪资产让当时的国民政府一时间“阔”了起来，这一时期的通胀曾经短暂企稳，但是这种企稳趋势持续时间非常之短，在抗战胜利后的10月，通胀又重新抬头。
持续扩大的财政赤字与超发势头有增无减的货币供给严重打击了民众对法币的信心。等到内战爆发后，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法币在市面上的流通量从1945年8月的5000多亿元猛升到1948年6月的250万亿元；在接下来的一个半月里更猛增到604万亿元，为抗战前的47万倍。
近乎无成本的纸币最后变成了政府从经济体系中汲取资源的便捷工具，变成了解决财政赤字的主要手段，最终这种货币就必然走向失败。法币在抗战后短短三年间的快速崩溃使得当时绝大多数国人的财富积累彻底归零。法币的最终结局与历史上宋元明三朝发行的纸币一样走向了失败，这既是历史的必然规律，也是对每一朝代货币制度的最真实拷问。
...而在1945~1949年间国民政府官僚们的真实表现最能反映一个政权的未来，投机倒把、炒作外汇、黄金套利、推高上海楼市、想方设法把家人送去西方等等，每一个体制内官员几乎都在利用自身权力拼命聚敛诸如黄金、美元等硬通货来图利自肥。
随着法币走向崩溃，以滥发钞票解决军费开支的手段也走到了尽头。因此，当王云五于1948年5月出任财政部长后，为挽救濒于崩溃的经济，其在蒋介石授意下开始着手推行新货币代替法币，这也是后来着名的“金圆券改革”。金圆券是货币史上最短命的货币之一，金圆券的欺骗性和掠夺性之强，历史上鲜少能与之相比的。
...金圆券的发行本质上就是管制经济，而且是比抗战时期的管制更为严苛、无耻，因为民间连私藏金银、外汇这些可以抵抗通胀的硬通都被没收了，这样一来民众可说是失去了唯一可以抵抗恶性通胀、捍卫自身财富的方式。
随着金圆券一再突破被屡屡提高的发行量上限，在短短几个月之内价格管制措施就已然失效。到1948年10月，国民政府不得不放弃价格管制，随后金圆券再度走向了崩溃，整个民间交易倒退回了原始的以物易物的时代。在短短几个月内，金圆券就走过了法币十几年的历史，但是洗劫了中国人民财富的国民党当局却赚得盆满钵满。根据当时中央银行统计，全国共收兑了合计价值超过2亿美元的财富，而这笔可观的民间财富，最终都被蒋氏父子运到了台湾。
...在金圆券改革的过程中，孔、宋等既得利益集团仍然在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借此牟取了暴利。
最后总结
这种周期性的以各种手段在王朝末期洗劫民间财富的历史循环，体现的不仅仅是人性的贪婪本质，更为重要的是文化和制度的强大惯性制约了东方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走出历史周期律的无解魔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