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中旬在黄县工作的时候，那里的教会请求我夏季再到黄县讲道，我告诉他们说家中有病人，因此不敢允诺。
他们一听说我的妻子患病需要休养，便请我带妻到黄县去住些日子。
他们中间一位姊妹愿意负责接待。
6月6日我回到北京，又费了许多唇舌，才把妻带了出来。
她一连在黄县住了4个月。
11月初随我由山东南下，到杭州住了一年多。
身体经过长期的休养，大见好转，1932年12月中旬和我一同回到北京。
1934年夏，岳父患胃癌，病情严重，由杭州到上海割治，恐怕发生危险，嘱内兄来信告知病况，希望妻回去看视一下。
当我把这信给母亲看的时候，姐姐姐气忿忿的说，“我还要到上海和杭州去游玩一次呢。”
她的意思是说岳父并没有病，不过是内兄写一些假话，好叫妻回南方去游玩一些日子。
当时那种表情真令人无法忍受。
我说，“父亲病危，女儿当然应该回家看视。”
以后我们争论了几句。
姐姐跳起来喊道，“我要拿刀杀人！”
当然姐姐不会也不敢杀人。
但她生起气来，什么可怕的话都能说得出来。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心中焦急万分。
岳父病危，妻不能回去看视，我对不住岳父。
我送妻走呢，姐姐又闹著不许她走。
如果我不顾母亲和姐姐，强送妻走，也没有什么作不到的，但我又不忍这样待母亲和姐姐。
我焦急到一个地步，竟想要自杀。
如果不是我自己作见证，阅者大约绝不会想我也起过自杀的念头。
由此可以想见我当时的作难和痛苦了！
后来襟兄由上海来信，说岳父的棺木已经由杭州运到上海，如果妻不快些回去，恐怕父女不能见面，要成为一生抱憾的事。
我把这信给母亲看，母亲怕我会急出什么变故来，才允许我们走。
我便在得信十天以后，同妻离京南下往上海。
当我们临走以前，姐姐还负气早早的出门，不和我们见面。
但我们到上海以后，姐姐又给我来信，说她在街上看见我同妻坐车往车站去，想招呼我又不肯，到我们走了以后，她因为使我难受，心中痛苦起来，并说她那样待我实在对不住我。
姐姐始终爱我，但因为她对妻怀疑，所以她心中便忿忿不平。
及至她得著岳父逝世的讣告，她才信我们并没有欺骗她。
当我们回来以后，她什么也没有表示，她对妻的态度却比以前好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