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从外面回来以后，仍然留在家中，一面作工，一面读经。
正在这时候，家中外院住的一家邻舍迁走，空出两间房子来，我因为这时自己有一点收入，可以补助家中一些用度，便同母亲商议，把这两间房子让给我用。
因为那些时候常有人到我这里来谈道查经，我本来住的一间棚子太狭少，不敷应用。
母亲答应了我，便在10月4日从一间小棚子里迁到两间屋子里。
从前在小棚子里住的时候，有一位老人常到我这里来查经，后来又有一位少年人参加。
到这时候房子的容量加大，可以容纳较多的人，10月18日开始在新房子里聚会，便有三个人参加。
25日的聚会有五个人参加，以后每星期六聚会一次，到的人有时更多，有时较少。
从12月24日起，又增加每星期三的查经会，第一次三个人参加，第二次六个人到会。
我在北京传道的工作就这样开始了。
1924年中也开始写几种小册子印刷分赠。
那一年中出版约有四种：计有“一件极重要的事”、“恶世中的呼声”、“基督徒与偶像”、“基督的十字架”都是六十四开本的。
这是文字工作的开始。
1925年的春季，工作大大展开，这些事我要留在下一章里述说。
这里我要述说一些1921至1924年间我在信仰上的转变。
当我从保定被逐回到北京以后就到为我施浸的朱先生所在的那个聚会去。
那个教会以前叫“信心会”，那时已经改名为“神的教会”。
那里的领袖是一位挪威国的老人，是作工程的。
那里聚会的人数，多的时候有二十几位。
他们没有礼拜堂，只是在那位老人的会客室中聚会。
那位老人不会讲什么，每次聚会总是说，“我们要遵守祂的诫命，不离开罪不能见主，人不圣洁不能得救。”
这位老年人像其他五旬节派的传道人一样的主张不说方言便是没有受圣灵。
他也主张守第七日的安息日，他却接受新西兰一个信徒所讲的，说在亚洲的第一日实在是第七日，因此在亚洲各国家中的信徒应当以星期日为第七日的安息日，欧美各国的安息日却是星期六。
他不信人一经悔改信主使可得救。
他认为世上没有那样容易的事。
他主张一个人信主以后必须追求圣洁，直到他完全离开了罪，才可以得救。
他教训人离罪的方法更可笑了。
他把新约里所记的种种罪恶列出一张表来，一共八十三样，把这张表挂在屋子里，教人每天念这些罪恶的名字；他说，这样作慢慢就能离开它们，成为圣洁。
此外他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道理，他却讲不明白。
跟随他的那一小群信徒差不多都是没有什么知识的人，有的人只能念圣经，有的人连字也不认识。
我才一到他那里的时候，因为什么都是新鲜的，倒也有一度对他们很倾心，但日子一久，我这颗饥渴的心便感觉不能满足了。
讲不圣洁不能得救的人所有的人生并不圣洁，那些说方言的人所说的方言渐渐也使我发生了怀疑。
守安息日的事也不过是讲讲而已，实际就没有几个人真能彻底的去守。
至于那些奇奇怪怪的道理，更不是我所能接受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