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月9日再往西北，自10日起在绥远省卓资山工作七天。
自18日起在山西大同领会十天。
28日回到北京。
2月19日起在北京开春季布道会七天。
27日起在天津基督徒圣会所讲道十天。
4月5日离北京往青岛，自7日起在崇德、文德两个中学校布道十天，又在浸信会讲道七天，21日回京。
5月2日偕妻到张家口，自3日起在美普会开会八天。
12日返北京。
妻因为患病体弱，在5月29日被几位姊妹接到会堂小住。
6月10日我应香港浸信会的邀请，赴港工作。
11日由天津乘盛京轮南下，15日抵沪，20日乘法国邮船阿岛斯号往香港，22日抵港。
休息两天，以后在坚道浸信会讲道六天。
7月1日至10日在九龙山林道浸信会新堂讲道十日，自11日至21日在九龙城浸信会讲道十一天。
22日再返坚道浸信会讲道五天。
30日离港，乘柯立芝总统号轮船北上，8月1日到上海，3日离上海，乘裕生轮北返。
8日到津，换车返北京。
自8月14日起在北京开夏季讲道会十四天。
10月8日往上海工作，妻因为患病已有好几个月，趁机会回南休养，当日乘火车到塘沽候船。
那时因为津浦线很久不通车，南北来往的旅客都必须走海路，所以轮船上拥挤异常，加以天津水灾很大，旅客都必须在塘沽上下船。
偕妻到了塘沽以后，住在小旅馆里，因为候船的旅客太多，所以请旅馆的人为我们在院中搭了一个床铺。
那时正在大水之后，遍地都潮湿异常，又赶上秋季天寒，早晨醒来的时候发现所盖的被子都被露水沾湿，这样一连睡了三夜。
11日到码头候了一天船，仍是不能上去，当晚再回到旅馆来。
第五天登了驳船，但因为风大不能离津，又在小船上露天睡了一夜。
13日未明，登顺天轮，开行南下，途中风浪很大，妻与我都晕船，呕吐多次。
16日下午到上海，自17日到24日在全沪各教会培灵会讲道八天。
会期中的前几日腹泻甚重，每日两次聚会又紧紧接连，下午五时一次聚会，晚间八时又开第二次会。
这样八天过去，身体便疲劳不堪。
接著在中华神学院与上海圣经学校讲道。
在圣经学校只有六天，在中华神学院工作一共四十多天。
12月9日独自乘船北返，13日到北京。
因著秋季在塘沽候船受寒，到上海后又带病工作，体健就渐不佳，回到北京便患起腰痛来。
计1939年外出作工六次，在外六个月有零。
到绥远、山西、河北、山东、察哈尔、江苏、和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