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文学》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对于在监狱中的生活可以让人更沉浸的思考，反思自己的人生，对于死囚来说，死亡的临近使人对生命的意义及其价值有更多的思考。正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所以，监狱文学对于人性的揭示和思考更加透彻，近乎极致。
而朋霍费尔作为刺杀失败的神学家，他的思想甚至是超过了监狱的围墙之外。作为一个真正与基督背负十架的人，在狱中，也就是置身苦难之中时，他留下的文字影响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世俗神学或激进神学。他提出的“无神的神学”指出基督徒应当彻底的进入世俗社会，应当使基督教非宗教化，与当下基督教喊出的口号——“基督徒不应该是宗教徒”，我们所信仰的是基督，而非宗教，这种理念似乎是相似的。他强调了信仰的内在性，批判了宗教外衣的形式化所带来的虚伪。
他在狱中的“婚礼证道”强调婚姻不是私人的事，而是一种身份，一种责任。将婚姻上升到是来自上帝的，赋予了婚姻神圣性和特殊的地位，使婚姻的承诺高于爱情的承诺，而上帝的介入使婚姻更持久，上帝名下的婚姻持久持久维系着双方的爱情。夫妻二人如同一人一般，把对方当作自己，每天都从内心互相谅解，互相饶恕，不争竞，不责怪对方，互相接受彼此，赞美上帝，如同基督爱着他的新妇一般。
在那个恐怖的年代，朋霍费尔却仍然在那里呼喊着，每个人公民应当顺从信仰的内心，强调公民职责是一种天职，个人应该为全人类的意义表现出超群的勇敢和自我的牺牲。我相信这也是他义无反顾走向十字架的原因。关进监牢并不意味着失败、被处死也不意味着失败，而在朋霍费尔眼中的成功乃是承担起自己对于塑造历史的那份责任。他无愧于信仰，乃是神与他同在。
朋霍费尔将那些无动于衷的人称之为愚蠢，因为愚蠢不服从理性，不相信事实，所以危险中他选择躲避，在道德上他是缺失，而愚蠢与智力无关。愚蠢乃是向环境妥协，对于那段残忍的历史妥协，愚蠢不是天生的，而是人选择了愚蠢，是一种妥协，是愿意交出自己的意志，变成统治者纯粹的工具，同时它也与罪恶相连，扭曲了人性。他还指出愚蠢唯有通过救赎方得改变，别无他法。正是人不愿意思考，不愿意思考上帝的话，使得堵住了智慧的开端。他指出治疗愚蠢的唯一方法是灵性上的救赎，才能使人成为上帝眼中负责人的人。而愚蠢的人，往往明哲保身，以自保蓄意违反上帝的法则，这样，无异于自我毁灭。
朋霍费尔并没有强调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内在性，而缺失了上帝的超越性。即便他遭受肉体和内心的苦难时，也相信上帝与他们同在，也相信上帝是永远掌管历史的救主。所以，他不愿意做一个谨慎的悲观者，而愿意去做一个不仅仅低头去考虑当下的乐观主义者，其乐观在于他已经忽视了当下苦难的环境，绝不将自己的未来交给敌人。这也是他绝不放弃明天的原因。他愿意在危险中去寻找生命的意义，而不愿意安贫乐道，这恰恰让我们看到他对生命的热爱。
他身处狱中，却仍然坚持书信的往来，信与不信者的争辩，著作的默想，信仰的真谛。他的信仰不是“无神的信仰”，而是上帝内化在他的心中，这是他面对一切的苦难，都可以乐观的对待，而面对死亡，可以义无反顾，而这正是真正基督徒面对死亡的精神。
（本文作者系90后基督徒，喜欢文字、音乐、做饭与思考人生。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
